《魏书•释老志》
北魏道士寇谦之授以导引辟谷口诀
大人有作，司牧生民，结绳以往，书契所绝，故靡得而知焉。自羲轩已还，至于三代，其神言秘策，蕴图纬之文，范世率民，垂坟典之迹。秦肆其毒，灭于灰烬；汉采遗籍，复若丘山。司马迁区别异同，有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六家之义。
刘歆著《七略》，班固志《艺文》，释氏之学，所未曾纪。案汉武元狩中，遣霍去病讨匈奴，至皋兰，过居延，斩首大获。昆邪王杀休屠王，将其众五万来降。获其金人，帝以为大神，列于甘泉宫。金人率长丈余，不祭祀，但烧香礼拜而已。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。
及开西域，遣张骞使大夏还，传其旁有身毒国，一名天竺，始闻有浮屠之教。哀帝元寿元年，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。中土闻之，未之信了也。后孝明帝夜梦金人，项有日光，飞行殿庭，乃访群臣，傅毅始以佛对。帝遣郎中祭愔、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，写浮屠遗范。愔仍与沙门摄摩腾、竺法兰东还洛阳。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，自此始也。愔又得佛经《四十二章》及释迦立像。
明帝令画工图佛像，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，经缄于兰台石室。愔之还也，以白马负经而至，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。摩腾、法兰咸卒于此寺。
浮屠正号曰佛陀，佛陀与浮图声相近，皆西方言，其来转为二音。华言译之则谓净觉，言灭秽成明，道为圣悟。凡其经旨，大抵言生生之类，皆因行业而起。有过去、当今、未来，历三世，识神常不灭。凡为善恶，必有报应。渐积胜业，陶冶粗鄙，经无数形，藻练神明，乃致无生而得佛道。其间阶次心行，等级非一，皆缘浅以至深，藉微而为著。率在于积仁顺，蠲嗜欲，习虚静而成通照也。故其始修心则依佛、法、僧，谓之三归，若君子之三畏也。又有五戒，去杀、盗、淫、妄言、饮酒，大意与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同，名为异耳。云奉持之，则生天人胜处，亏犯则坠鬼畜诸苦。又善恶生处，凡有六道焉。
诸服其道者，则剃落须发，释累辞家，结师资，遵律度，相与和居，治心修净，行乞以自给。谓之沙门，或曰桑门，亦声相近，总谓之僧，皆胡言也。僧，译为和命众，桑门为息心，比丘为行乞。俗人之信凭道法者，男曰优婆塞，女曰优婆夷。其为沙门者，初修十诫，曰沙弥，而终于二百五十，则具足成大僧。妇入道者曰比丘尼。其诫至于五百，皆以阙 为本，随事增数，在于防心、摄身、正口。心去贪、忿、痴，身除杀、淫、盗，口断妄、杂、诸非正言，总谓之十善道。能具此，谓之三业清净。凡人修行粗为极。云可以达恶善报，渐阶圣迹。初阶圣者，有三种人，共根业太差，谓之三乘，声闻乘、缘觉乘、大乘。取其可乘运以至道为名。此三人恶迹已尽，但修心荡累，济物进德。初根人为小乘，行四谛法；中根人为中乘，受十二因缘；上根人为大乘，则修六度。虽阶三乘，而要由修进万行，拯度亿流，弥长远，乃可登佛境矣。
所谓佛者，本号释迦文者，译言能仁，谓德充道备，堪济万物也。释迦前有六佛，释迦继六佛而成道，处今贤劫。文言将来有弥勒佛，方继释迦而降世。释迦即天竺迦维卫国王之子。天竺其总称，迦维别名也。初，释迦于四月八日夜，从母右胁而生。既生，姿相超异者三十二种。天降嘉瑞以应之，亦三十二。其《本起经》说之备矣。释加生时，当周庄王九年。《春秋鲁庄公》七年夏四月，恆星不见，夜明。是也。至魏武定八年，凡一千二百三十七年云。释迦年三十成佛，导化群生，四十九载，乃于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，以二月十五日而入般槃涅。涅槃译云灭度，或言常乐我净，明无迁谢及诸苦累也。
诸佛法身有二种义，一者真实，二者权应。真实身，谓至极之体，妙绝拘累，不得以方处期，不可以形量限，有感斯应，体常湛然。权应身者，谓和光六道，同尘万类，生灭随时，修短应物，形由感生，体非实有。权形虽谢，真体不迁，但时无妙感，故莫得常见耳。明佛生非实生，灭非实灭也。佛既谢世，香木焚尸。灵骨分碎，大小如粒，击之不坏，焚亦不焦，或有光明神验，胡言谓之“舍利”。弟子收奉，置之宝瓶，竭香花，致敬慕，建宫宇，谓为“塔”。塔亦胡言，犹宗庙也，故世称塔庙。于后百年，有王阿育，以神力分佛舍利，于诸鬼神，造八万四千塔，布于世界，皆同日而就。今洛阳、彭城、姑臧、临淄皆有阿育王寺，盖成其遗迹焉。释迦虽般涅槃，而留影迹爪齿于天竺，于今犹在。中土来往，并称见之。
初，释迦所说教法，既涅槃后，有声闻弟子大迦叶、阿难等五百人，撰集著录。阿难亲承嘱授，多闻总持，盖能综核深致，无所漏失。乃缀文字，撰载三藏十二部经，如九流之异统，其大归终以三乘为本。后数百年，有罗汉、菩萨相继著论，赞明经义，以破外道，《摩诃衍大、小阿毗昙》，《中论》，《十二门论》，《百法论》，《成实论》等是也。皆傍诸藏部大义，假立外问，而以内法释之。
汉章帝时，楚王英喜为浮屠斋戒，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，诣国相以赎愆。诏报曰：“楚王尚浮屠之仁祠，洁斋三月，与神为誓，何嫌何疑，当有悔吝。其还赎，以助伊蒲塞、桑门之盛馔。”因以班示诸国。桓帝时，襄楷言佛陀、黄老道以谏，欲令好生恶杀，少嗜欲，去奢泰，尚无为。魏明帝曾欲坏宫西佛图。外国沙门乃金盘盛水，置于殿前，以佛舍利投之于水，乃有五色光起，于是帝叹曰：“自非灵异，安得尔乎？”遂徙于道阙 ，为作周阁百间。佛图故处，凿为濛汜池，种芙蓉于中。后有天竺沙门昙柯迦罗入洛，宣译诫律，中国诫律之始也。自洛中构白马寺，盛饰佛图，画迹甚妙，为四方式。凡宫塔制度，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，从一级至三、五、七、九。世人相承，谓之“浮图”，或云“佛图”。晋世，洛中佛图有四十二所矣。汉世沙门，皆衣赤布，后乃易以杂色。
晋元康中，有胡沙门支恭明译佛经《维摩》、《法华》、三《本起》等。微言隐义，未之能究。后有沙门常山卫道安性聪敏，日诵经万余言，研求幽旨。慨无师匠，独坐静室十二年，覃思构精，神悟妙赜，以前所出经，多有舛驳，乃正其乖谬。石勒时，有天竺沙门浮图澄，少于乌苌国就罗汉入道，刘曜时到襄国。后为石勒所宗信，号为大和尚，军国规谟颇访之，所言多验。道安曾至鄴候澄，澄见而异之。澄卒后，中国纷乱，道安乃率门徒，南游新野。欲令玄宗在所流布，分遣弟子，各趣诸方。法汰诣扬州，法和入蜀，道安与慧远之襄阳。道安后入苻坚，坚素钦德问，既见，宗以师礼。时西域有胡沙门鸠摩罗什，思通法门，道安思与讲释，每劝坚致罗什。什亦承安令问，谓之东方圣人，或时遥拜致敬。道安卒后二十余载而罗什至长安，恨不及安，以为深慨。道安所正经义，与罗什译出，符会如一，初无乖舛。于是法旨大著中原。
魏先建国于玄朔，风俗淳一，无为以自守，与西域殊绝，莫能往来。故浮图之教，未之得闻，或闻而未信也。及神元与魏、晋通聘，文帝又在洛阳，昭成又至襄国，乃备究南夏佛法之事。太祖平中山，经略燕赵，所迳郡国佛寺，见诸沙门、道士，皆致精敬，禁军旅无有所犯。帝好黄老，颇览佛经。但天下初定，戎车屡动，庶事草创，未建图宇，招延僧众也。然时时旁求。先是，有沙门僧朗，与其徒隐于泰山之琨而谷。帝遣使致书，以缯、素、旃罽、银钵为礼。今犹号曰朗公谷焉。天兴元年，下诏曰：“夫佛法之兴，其来远矣。济益之功，冥及存没，神踪遗轨，信可依凭。其敕有司，于京城建饰容范，修整宫舍，令信向之徒，有所居止。”是岁，始作五级佛图、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，加以缋饰。别构讲堂、禅堂及沙门座，莫不严具焉。太宗践位，遵太祖之业，亦好黄老，又崇佛法，京邑四方，建立图像，仍令沙门敷导民俗。
初，皇始中，赵郡有沙门法果，诫行精至，开演法籍。太祖闻其名，诏以礼征赴京师。后以为道人统，绾摄僧徒。每与帝言，多所惬允，供施甚厚。至太宗，弥加崇敬，永兴中，前后授以辅国、宜城子、忠信侯、安成公之号，皆固辞。帝常亲其居，以门小狭，不容舆辇，更广大之。年八十余，泰常中卒。未殡，帝三临其丧，追赠老寿将军、越胡灵公。初，法果每言，太祖明叡好道，即是当今如来，沙门宜应尽礼，遂常致拜。谓人曰：“能鸿道者人主也，我非拜天子，乃是礼佛耳。”法果四十，始为沙门。有子曰猛，诏令袭果所加爵。帝后幸广宗，有沙门昙证，年且百岁。邀见于路，奉致果物。帝敬其年老志力不衰，亦加以老寿将军号。
是时，鸠摩罗什为姚兴所敬，于长安草堂寺集义学八百人，重译经本。罗什聪辩有渊思，达东西方言。时沙门道彤、僧略、道恆、道衤剽、僧肇、昙影等，与罗什共相提挈，发明幽致。诸深大经论十有余部，更定章句，辞义通明，至今沙门共所祖习。道彤等皆识学洽通，僧肇尤为其最。罗付之撰译，僧肇常执笔，定诸辞义，注《维摩经》，又著数论，皆有妙旨，学者宗之。
又沙门法显，慨律藏不具，自长安游天竺。历三十余国，随有经律之处，学其书语，译而写之。十年，乃于南海师子国，随商人泛舟东下。昼夜昏迷，将二百日。乃至青州长广郡不其劳山，南下乃出海焉。是岁，神瑞二年也。法显所迳诸国，传记之，今行于世。其所得律，通译未能尽正。至江南，更与天竺禅师跋陀罗辩定之，谓之《僧祇律》，大备于前，为今沙门所持受。先是，有沙门法领，从扬州入西域，得《华严经》本。定律后数年，跋陀罗共沙门法业重加译撰，宣行于时。
世祖初即位，亦遵太祖、太宗之业，每引高德沙门，与其谈论。于四月八日，舆诸佛像，行于广衢，帝亲御门楼，临观散花，以致礼敬。
先是，沮渠蒙逊在凉州，亦好佛法。有罽宾沙门昙摩谶，习诸经论。于姑臧，与沙门智嵩等，译《涅槃》诸经十余部。又晓术数、禁咒，历言他国安危，多所中验。蒙逊每以国事谘之。神中，帝命蒙逊送谶诣京师，惜而不遣。既而，惧魏威责，遂使人杀谶。谶死之日，谓门徒曰：“今时将有客来，可早食以待之。”食讫而走使至。时人谓之知命。智嵩亦爽悟，笃志经籍。后乃以新出经论，于凉土教授。辩论幽旨，著《涅槃义记》。戒行峻整，门人齐肃。知凉州将有兵役，与门徒数人，欲往胡地。道路饥馑，绝粮积日，弟子求得禽兽肉，请嵩强食。嵩以戒自誓，遂饿死于酒泉之西山。弟子积薪焚其尸，骸骨灰烬，唯舌独全，色状不变。时人以为诵说功报。凉州自张轨后，世信佛教。敦煌地接西域，道俗交得其旧式，村坞相属，多有塔寺。太延中，凉州平，徙其国人于京邑，沙门佛事皆俱东，象教弥增矣。寻以沙门众多，诏罢年五十已下者。
世祖初平赫连昌，得沙门惠始，姓张。家本清河，闻罗什出新经，遂诣长安见之，观习经典。坐禅于白渠北，昼则孰城听讲，夕则还处静坐。三辅有识多宗之。刘裕灭姚泓，留子义真镇长安，义真及僚佐皆敬重焉。义真之去长安也，赫连屈丐追败之，道俗少长咸见坑戮。惠始身被白刃，而体不伤。众大怪异，言于屈丐。屈丐大怒，召惠始于前，以所持宝剑击之，又不能害，乃惧而谢罪。统万平，惠始到京都，多所训导，时人莫测其迹。世祖甚重之，每加礼敬。始自习禅，至于没世，称五十余年，未尝寝卧。或时跣行，虽履泥尘，初不污足，色愈鲜白，世号之曰白脚师。太延中，临终于八角寺，齐洁端坐，僧徒满侧，凝泊而绝。停尸十余日，既不改，容色如一，举世神异之。遂瘗寺内。至真君六年，制城内不得留瘗，乃葬于南郊之外。始死十年矣，开殡俨然，初不倾坏。送葬者六千余人，莫不感恸。中书监高允为其传，颂其德迹。惠始冢上，立石精舍，图其形像。经毁法时，犹自全立。
世祖即位，富于春秋。既而锐志武功，每以平定祸乱为先。虽归宗佛法，敬重沙门，而未存览经教，深求缘报之意。及得寇谦之道，帝以清净无为，有仙化之证，遂信行其术。时司徒崔浩，博学多闻，帝每访以大事。浩奉谦之道，尤不信佛，与帝言，数加非毁，常谓虚诞，为世费害。帝以其辩博，颇信之。会盖吴反杏城，关中骚动，帝乃西伐，至于长安。先是，长安沙门种麦寺内，御驺牧马于麦中，帝入观马。沙门饮从官酒，从官入其便室，见大有弓矢矛盾，出以奏闻。帝怒曰：“此非沙门所用，当与盖吴通谋，规害人耳！”命有司案诛一寺，阅其财产，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，盖以万计。又为屈室，与贵室女私行淫乱。帝既忿沙门非法，浩时从行，因进其说。诏诛长安沙门，焚破佛像，敕留台下四方，令一依长安行事。又诏曰：“彼沙门者，假西戎虚诞，妄生妖孽，非所以一齐政化，布淳德于天下也。自王公已下，有私养沙门者，皆送官曹，不得隐匿。限今年二月十五日，过期不出，沙门身死，容止者诛一门。”
时恭宗为太子监国，素敬佛道。频上表，陈刑杀沙门之滥，又非图像之罪。今罢其道，杜诸寺门，世不修奉，土木丹青，自然毁灭。如是再三，不许。乃下诏曰：“昔后汉荒君，信惑邪伪，妄假睡梦，事胡妖鬼，以乱天常，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。夸诞大言，不本人情。叔季之世暗君乱主，莫不眩焉。由是政教不行，礼义大坏，鬼道炽盛，视王者之法，蔑如也。自此以来，代经乱祸，天罚亟行，生民死尽，五服之内，鞠为丘墟，千里萧条，不见人迹，皆由于此。朕承天绪，属当穷运之弊，欲除伪定真，复羲农之治。其一切荡除胡神，灭其踪迹，庶无谢于风氏矣。自今以后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、铜人者，门诛。虽言胡神，问今胡人，共云无有。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、吕伯强之徒，乞胡之诞言，用老庄之虚假，附而益之，皆非真实。至使王法废而不行，盖大奸之魁也。有非常之人，然后能行非常之事。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！有司宣告征镇诸军、刺史，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，尽皆击破焚烧，沙门无少长悉坑之。”是岁，真君七年三月也。恭宗言虽不用，然犹缓宣诏书，远近皆豫闻知，得各为计。四方沙门，多亡匿获免，在京邑者，亦蒙全济。金银宝像及诸经论，大得秘藏。而土木宫塔，声教所及，莫不毕毁矣。
始谦之与浩同从车驾，苦与浩净，浩不肯，谓浩曰：“卿今促年受戮，灭门矣。”后四年，浩诛，备五刑，时年七十。浩既诛死，帝颇悔之。业已行，难中复。恭宗潜欲兴之，未敢言也。佛沦废终帝世，积七八年。然禁稍宽弛，笃信家，得密奉事，沙门专至者，犹窃法服诵习焉。唯不得显行于京都矣。
先是，沙门昙曜有操尚，又为恭宗所知礼。佛法之灭，沙门多以余能自效，还欲求见。曜誓欲守死，恭宗亲加劝喻，至于再三，不得已，乃止。密持法服器物，不暂离身，闻者叹重之。
高宗践极，下诏曰：“夫为帝王者，必祗奉明灵，显彰仁道，其能惠著生民，济益群品者，虽在古昔，犹序其风烈。是以《春秋》嘉崇明之礼，祭典载功施之族。况释迦如来功济大千，惠流尘境，等生死者叹其达观，览文义者贵其妙明，助王政之禁律，益仁智之善性，排斥群邪，开演正觉。故前代已来，莫不崇尚，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。世祖太武皇帝，开广边荒，德泽遐及。沙门道士善行纯诚，惠始之伦，无远不至，风义相感，往往如林。夫山海之深，怪物多有，奸淫之徒，得容假托，讲寺之中，致有凶党。是以先朝因其瑕衅，戮其有罪。有司失旨，一切禁断。景穆皇帝每为慨然，值军国多事，未遑修复。朕承洪绪，君临万邦，思述先志，以隆斯道。今制诸州郡县，于众居之所，各听建佛图一区，任其财用，不制会限。其好乐道法，欲为沙门，不问长幼，出于良家，性行素笃，无诸嫌秽，乡里所明者，听其出家。率大州五十，小州四十人，其郡遥远台者十人。各当局分，皆足以化恶就善，播扬道教也。”天下承风，朝不及夕，往时所毁图寺，仍还修矣。佛像经论，皆复得显。
京师沙门师贤，本罽宾国王种人，少入道，东游凉城，凉平赴京。罢佛法时，师贤假为医术还俗，而守道不改。于修复日，即反沙门，其同辈五人。帝乃亲为下发。师贤仍为道人统。是年，诏有司为石像，令如帝身。既成，颜上足下，各有黑石，冥同帝体上下黑子。论者以为纯诚所感。兴光元年秋，敕有司于五缎大寺内，为太祖已下五帝，铸释迦立像五，各长一丈六尺，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。太安初，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、浮陀难提等五人，奉佛像三，到京都。皆云，备历西域诸国，见佛影迹及肉髻，外国诸王相承，咸遣工匠，摹写其容，莫能及难提所造者，去十余步，视之炳然，转近转微。又沙勒胡沙门，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。
和平初，师贤卒。昙曜代之，更名沙门统。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，自中山被命赴京，值帝出，见于路，御马前衔曜衣，时以为马识善人。帝后奉以师礼。昙曜白帝，于京城西武州塞，凿山石壁，开窟五所，镌建佛像各一。高者七十尺，次六十尺，雕饰奇伟，冠于一世。昙曜奏：平齐户及诸民，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，即为“僧祇户，粟为“僧祇粟”，至于俭岁，赈给饥民。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“佛图户”，以供诸寺扫洒，岁兼营田输粟。高宗并许之。于是僧祇户、粟及寺户，遍于州镇矣。昙曜又兴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，译出新经十四部。又有沙门道进、僧超、法存等，并有名于时，演唱诸异。
显祖即位，敦信尤深，览诸经论，好老庄。每引诸沙门及能谈玄之士，与论理要。初，高宗太安末，刘骏于丹阳中兴寺设斋。有一沙门，容止独秀，举众往目，皆莫识焉。沙门惠璩起问之，答名惠明。又问所住，答云，从天安寺来。语讫，忽然不见。骏君臣以为灵感，改中兴为天安寺。是后七年而帝践祚，号天安元年。是年，刘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始以城地来降。明年，尽有淮北之地。其岁，高祖诞载。于时起永宁寺，构七级佛图，高三百余尺，基架博敞，为天下第一。又于天宫寺，造释迦立像。高四十三尺，用赤金十万斤，黄金六百斤。皇兴中，又构三级石佛图。榱栋楣楹，上下重结，大小皆石，高十丈。镇固巧密，为京华壮观。
高祖践位，显祖移御北苑崇光宫，览习玄籍。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，去崇光右十里，岩房禅堂，禅僧居其中焉。
延兴二年夏四月，诏曰：“比丘不在寺舍，游涉村落，交通奸猾，经历年岁。令民间五五相保，不得容止。无籍之僧，精加隐括，有者送付州镇，其在畿郡，送付本曹。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，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，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，然后听行。违者加罪。”又诏曰：“内外之人，兴建福业，造立图寺，高敞显博，亦足以辉隆至教矣。然无知之徒，各相高尚，贫富相竞，费竭财产，务存高广，伤杀昆虫含生之类。苟能精致，累土聚沙，福钟不朽。欲建为福之因，未知伤生之业。朕为民父母，慈养是务。自今一切断之。”又诏曰：“夫信诚则应远，行笃则感深，历观先世灵瑞，乃有禽兽易色，草木移性。济州东平郡，灵像发辉，变成金铜之色。殊常之事，绝于往古；熙隆妙法，理在当今。有司与沙门统昙曜令州送像达都，使道俗咸睹实相之容，普告天下，皆使闻知。”
三年十二月，显祖因田鹰获鸳鸯一，其偶悲鸣，上下不去。帝乃惕然，问左右曰：“此飞鸣者，为雌为雄？左右对曰：“臣以为雌。”帝曰：“何以知？”对曰：“阳性刚，阴性柔，以刚柔推之，必是雌矣。”帝乃慨然而叹曰：“虽人鸟事别，至于资识性情，竟何异哉！”于是下诏，禁断鸷鸟，不得畜焉。
承明元年八月，高祖于永宁寺，设太法供，度良家男女为僧尼者百有余人，帝为剃发，施以僧服，令修道戒，资福于显祖。是月，又诏起建明寺。太和元年二月，幸永宁寺设斋，赦死罪囚。三月，又幸永宁寺设会，行道听讲，命中、秘二省与僧徒讨论佛义，施僧衣服、宝器有差。又于方山太祖营垒之处，建思远寺。自正光至此，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，僧尼二千余人，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，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。四年春，诏以鹰师为报德寺。九年秋，有司奏，上谷郡比丘尼惠香，在北山松树下死。尸形不坏。尔来三年，士女观者有千百。于时人皆异之。十年冬，有司又奏：“前被敕以勒籍之初，愚民侥幸，假称入道，以避输课，其无籍僧尼罢遣还俗。重被旨，所检僧尼，寺主、维那当寺隐审。其有道行精勤者，听仍在道；为行凡粗者，有籍无籍，悉罢归齐民。今依旨简遣，其诸州还俗者，僧尼合一千三百二十七人。”奏可。十六年诏：“四月八日、七月十五日，听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，中州五十人，下州二十人，以为常准，著于令。”十七年，诏立《僧制》四十七条。十九年四月，帝幸徐州白塔寺。顾谓诸王及侍官曰：“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师，受《成实论》于罗什，在此流通。后授渊法师，渊法师授登、纪二法师。朕每玩《成实论》，可以释人深情故至此寺焉。”时沙门道登，雅有义业，为高祖眷赏，恆侍讲论。曾于禁内与帝夜谈，同见一鬼。二十年卒，高祖甚悼惜之，诏施帛一千匹。又设一切僧斋，并命京城七日行道。又诏：“朕师登法师奄至徂背，痛怛摧恸，不能已已。比药治慎丧，未容即赴，便准师义，哭诸门外。”绩素之。又有西域沙门名跋陀，有道业，深为高祖所敬信。诏于少室山阴，立少林寺而居之，公给衣供。二十一年五月，诏曰：“罗什法师可谓神出五才，志入四行者也。今常住寺，犹有遗地，钦悦修踪，情深遐远，可于旧堂所，为建三级浮图。又见逼昏虐，为道殄躯，既暂同俗礼，应有子胤，可推访以闻，当加叙接。”
先是，立监福曹，又改为昭玄，备有官属，以断僧务。高祖时，沙门道顺、惠觉、僧意、惠纪、僧范、道弁、惠度、智诞、僧显、僧义、僧利，并以义行知重。
世宗即位，永平元年秋，诏曰：缁素既殊，法律亦异。故道教彰于互显，禁劝各有所宜。自今已后，众僧犯杀人已上罪者，仍依俗断，余悉付昭玄，以内律僧制之。二年冬，沙门统惠深上言：“僧尼浩旷，清浊混流，不遵禁典，精粗莫别。辄与经律法师群议立制：诸州、镇、郡维那、上坐、寺主，各令戒律自修，咸依内禁，若不解律者，退其本次。又，出家之人，不应犯法，积八不净物。然经律所制，通塞有方。依律，车牛淫人，不净之物，不得为己私畜。唯有老病年六十以上者，限听一乘。又，比来僧尼，或因三宝，出贷私财。缘州外。又，出家舍著，本无凶仪，不应废道从俗。其父母三师，远闻凶问，听哭三日。若在见前，限以七日。或有不安寺舍，游止民间，乱道生过，皆由此等。若有犯者，脱服还民。其有造寺者，限僧五十以上，启闻听造。若有辄营置者，处以违敕之罪，其寺僧众摈出外州。
僧尼之法，不得为俗人所使。若有犯者，还配本属。其外国僧尼来归化者，求精检有德行合三藏者听住，若无德行，遣还本国，若其不去，依此僧制治罪。”诏从之。
先是，于恆农荆山造珉玉丈六像一。三年冬，迎置于洛滨之报德寺，世宗躬观致敬。
四年夏，诏曰：“僧祇之粟，本期济施，俭年出贷，丰则收入。山林僧尼，随以给施；民有窘弊，亦即赈之。但主司冒利，规取赢息，及其征责，不计水旱，或偿利过本，或翻改券契，侵蠹贫下，莫知纪极。细民嗟毒，岁月滋深。非所以矜此穷乏，宗尚慈拯之本意也。自今已后，不得传委维那、都尉，可令刺史共加监括。尚书检诸有僧祇谷之处，州别列其元数，出入赢息，赈给多少，并贷偿岁月，见在未收，上台录记。若收利过本，及翻改初券，依律免之，忽复征责。或有私债，转施偿僧，即以丐民，不听收检。后有出贷，先尽贫穷，征债之科，一准旧格。富有之家，不听辄贷。脱仍冒滥，依法治罪。”
又尚书令高肇奏言：“谨案：故沙门统昙曜，昔于承明元年，奏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，立课积粟，拟济饥年，不限道俗，皆以拯施。又依内律，僧祇户不得别属一寺。而都维那僧暹、僧频等，进违成旨，退乖内法，肆意任情，奏求逼召，致使吁嗟之怨，盈于行道，弃子伤生，自缢溺死，五十余人。岂是仰赞圣明慈育之意，深失陛下归依之心。遂令此等，行号巷哭，叫诉无所，至乃白羽贯耳，列讼宫阙。悠悠之人，尚为哀痛，况慈悲之士，而可安之。请听苟子等还乡课输，俭乏之年，周给贫寡，若有不虞，以拟边捍。其暹等违旨背律，谬奏之愆，请付昭玄，依僧律推处。”诏曰：“暹等特可原之，余如奏。”
世宗笃好佛理，每年常于禁中，亲讲经论，广集名僧，标明义旨。沙门条录，为《内起居》焉。上既崇之，下弥企尚。至延昌中，天下州郡僧尼寺，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，徒侣逾众。
熙平元年，诏遣沙门惠生使西域，采诸经律。正光三年冬，还京师。所得经论一百七十部，行于世。
二年春，灵太后令曰：“年常度僧，依限大州应百人者，州郡于前十日解送三人，其中州二百人，小州一百人。州统、维那与官及精练简取充数。若无精行，不得滥采。若取非人，刺史为首，以违旨论，太守、县令、纲僚节级连坐，统及维那移五百里外异州为僧。自今奴婢悉不听出家，诸王及亲贵，亦不得辄启请。有犯者，以违旨论。其僧尼辄度他人奴婢者，亦移五百里外为僧。僧尼多养亲识及他人奴婢子，年大私度为弟子，自今断之。有犯还俗，被养者归本等。寺主听容一人，出寺五百里，二人千里。私度之僧，皆由三长罪不及已，容多隐滥。自今有一人私度，皆以违旨论。邻长为首，里、党各相降一等。县满十五人，郡满三十人，州镇满三十人，免官，僚吏节级连坐。私度之身，配当州下役。”时法禁宽褫，不能改肃也。
景明初，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，于洛南伊阙山，为高祖、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。初建之始，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。至正始二年中，始出斩山
二十三丈。至大长秋卿王质，谓斩山太高，费功难就，奏求下移就平，去地一百尺，南北一百四十尺。永平中，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，凡为三所。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，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。肃宗熙平中，于城内太社西，起永宁寺。灵太后亲率百僚，表基立刹。佛图九层，高四十余丈，其诸费用，不可胜计。景明寺佛图，亦其亚也。至于官私寺塔，其数甚众。
神龟元年冬，司空公、尚书令、任城王澄奏曰：仰惟高祖，定鼎嵩瀍，卜世远。虑括终台，制洽天人，造物开符，垂之万叶。故都城制云，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，郭内唯拟尼寺一所，余悉城郭之外。欲令永遵此制，无敢逾矩。逮景明之初，微有犯禁。故世宗仰修先志，爰发明旨，城内不造立浮图、僧尼寺舍，亦欲绝其杀觊。文武二帝，岂不爱尚佛法，盖以道俗殊归，理无相乱故也。但俗眩虚声，僧贪润，虽有显禁，犹自冒营。至正始三年，沙门统惠深有违景明之禁，便云：“营就之寺，不忍移毁，求自今已后，更不听立。”先旨含宽，抑典从请。前班之诏，仍卷不行，后来私谒，弥以奔竞。永平二年，深等复立条制，启云“自今已后，欲造寺者，限僧五十已上，闻彻听造。若有辄营置者，依俗违敕之罪，其寺僧众，摈出外州。”尔来十年，私营转盛，罪摈之事，寂尔无闻。岂非朝格虽明，恃福共毁，僧制徒立，顾利莫从者也。不俗不道，务为损法，人而无厌，其可极乎！
夫学迹冲妙，非浮识所辩；玄门旷寂，岂短辞能究。然净居尘外，道家所先，功缘冥深，匪尚华遁。苟能诚信，童子聚沙，可迈于道场；纯陀俭设，足荐于双树。何必纵其盗窃，资营寺观。此乃民之多幸，非国之福也。然比日私造，动盈百数。或乘请公地，辄树私福；或启得造寺，限外广制。如此欺罔，非可稍计。臣以才劣，诚忝工务，奉遵成规，裁量是总。所以披寻旧旨，研究图格，辄遣府司马陆昶、属崔孝芬，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，数乘五百，空地表刹，未立塔宇，不在其数。民不畏法，乃至于斯！自迁都已来，年逾二纪，寺夺民居，三分且一。高祖立制，非徒欲使缁素殊途，抑亦防微深虑。世宗述之，亦不锢禁营福，当在杜塞未萌。今之僧寺，无处不有。或比满城邑之中，或连溢屠沽之肆，或三五少僧，共为一寺。梵唱屠音，连檐接响，像塔缠于腥臊，性灵没于嗜欲，真伪混居，往来纷杂。下司因习而莫非，僧曹对制而不问。其于污染真行，尘秽练僧，薰莸同器，不亦甚欤！往在北代，有法秀之谋；近日冀州，遭大乘之变。皆初假神教，以惑众心，终设奸诳，用逞私悖。太和之制，因法秀而杜远；景明之禁，虑大乘之将乱。始知祖宗睿圣，防遏处深。履霜坚冰，不可不慎。
昔如来阐教，多依山林，今此僧徒，恋著城邑。岂湫隘是经行所宜，浮諠必栖禅之宅，当由利引其心，莫能自止。处者既失其真，造者或损其福，乃释氏之糟糠，法中之社鼠，内戒所不容，王典所应弃矣。非但京邑如此，天下州、镇僧寺亦然。侵夺细民，广占田宅，有伤慈矜，用长嗟苦。且人心不同，善恶亦异。或有栖心真趣，道业清远者；或外假法服，内怀悖德者。如此之徒，宜辨泾渭。若雷同一贯，何以劝善。然睹法赞善，凡人所知；矫俗避嫌，物情同趣。臣独何为，孤议独发。诚以国典一废，追理至难，法网暂失，条纲将乱。是以冒陈愚见，两愿其益。
臣闻设令在于必行，立罚贵能肃物。令而不行，不如无令。罚不能肃，孰与亡罚。顷明诏屡下，而造者更滋，严限骤施，而违犯不息者，岂不以假福托善，幸罪不加。人殉其私，吏难苟劾。前制无追往之辜，后旨开自今之恕，悠悠世情，遂忽成法。今宜加以严科，特设重禁，纠其来违，惩其往失。脱不峻检，方垂容借，恐今旨虽明，复如往日。又旨令所断，标榜礼拜之处，悉听不禁。愚以为，树榜无常，礼处难验，欲云有造，立榜证公，须营之辞，指言尝礼。如此则徒有禁名，实通造路。且徙御已后，断诏四行，而私造之徒，不惧制旨。岂是百官有司，怠于奉法？将由网漏禁宽，容托有他故耳。如臣愚意，都城之中，虽有标榜，营造粗功，事可改立者，请依先制。在于郭外，任择所便。其地若买得，券证分明者，听其转之。若官地盗作，即令还官。若灵像既成，不可移撤，请依今敕，如旧不禁，悉令坊内行止，不听毁坊开门，以妨里内通巷。若被旨者，不在断限。郭内准此商量。其庙像严立，而逼近屠沽，请断旁屠杀，以洁灵居。虽有僧数，而事在可移者，今就闲敞，以避隘陋。如今年正月赦后造者，求依僧制，案法科治。若僧不满五十者，共相通容，小就大寺，必令充限。其地卖还，一如上式。自今外州，若欲造寺，僧满五十已上，先令本州表列，昭玄量审，奏听乃立。若有违犯，悉依前科。州郡已下，容而不禁，罪同违旨。庶仰遵先皇不朽之业，俯奉今旨慈悲之令，则绳墨可全，圣道不坠矣。
奏可。未几，天下丧乱，加以河阴之酷，朝士死者，其家多舍居宅，以施僧尼，京邑第舍，略为寺矣。前日禁令，不复行焉。
元象元年秋，诏曰：“梵境幽玄，义归清旷，伽蓝净土，理绝嚣尘。前朝城内，先有禁断，自聿来迁鄴，率由旧章。而百辟士民，届都之始，城外新城，并皆给宅。旧城中暂时普借，更拟后须，非为永久。如闻诸人，多以二处得地，或舍旧城所借之宅，擅立为寺。知非己有，假此一名。终恐因习滋甚，有亏恆式。宜付有司，精加隐括。且城中旧寺及宅，并有定帐，其新立之徒，悉从毁废。”冬，又诏：“天下牧守令长，悉不听造寺。若有违者，不问财之所出，并计所营功庸，悉以枉法论。”兴和二年春，诏以鄴城旧宫为天平寺。
世宗以来至武定末，沙门知名者，有惠猛、惠辨、惠深、僧暹、道钦、僧献、道晞、僧深、惠光、惠显、法营、道长，并见重于当世。
自魏有天下，至于禅让，佛经流通，大集中国，凡有四百一十五部，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。正光已后，天下多虞，工役尤甚，于是所在编民，相与入道，假慕沙门，实避调役，猥滥之极，自中国之有佛法，未之有也。略而计之，僧尼大众二百万矣，其寺三万有余。流弊不归，一至于此，识者所以叹息也。
道家之原，出于老子。其自言也，先天地生，以资万类。上处玉京，为神王之宗；下在紫微，为飞仙之主。千变万化，有德不德，随感应物，厥迹无常。授轩辕于峨嵋，教帝哨喾于牧德，大禹闻长生之诀，尹喜受道德之旨。至于丹书紫字，升玄飞步之经；玉石金光，妙有灵洞之说。如此之文，不可胜纪。其为教也，咸蠲去邪累，澡雪心神，积行树功，累德增善，乃至白日升天，长生世上。所以秦皇、汉武，甘心不息。灵帝置华盖于灌龙，设坛场而为礼。及张陵受道于鹄鸣，因传天宫章本千有二百，弟子相授，其事大行。齐祠跪拜，各成法道。有三元九府、百二十官，一切诸神，咸所统摄。又称劫数，颇类佛经。其延康、龙汉、赤明、开皇之属，皆其名也。及其劫终，称天地俱坏。其书多有禁秘，非其徒也，不得辄观。至于化金销玉，行符敕水，奇方妙术，万等千条，上云羽化飞天，次称消灾灭祸。故好异者往往而尊事之。
初文帝入宾于晋，从者务勿尘，姿神奇伟，登仙于伊阙之山寺。识者咸云魏祚之将大。太祖好老子之言，诵咏不倦。天兴中，仪曹郎董谧因献服食仙经数十篇。于是置仙人博士，立仙坊，煮炼百药，封西山以供其薪蒸。令死罪者试服之，非其本心，多死无验。太祖犹将修焉。太医周澹，苦其煎采之役，欲废其事。乃阴令妻货仙人博士张曜妾，得曜隐罪。曜惧死，因请辟谷。太祖许之，给曜资用，为造静堂于苑中，给洒扫民二家。而炼药之官，仍为不息。久之，太祖意少懈，乃止。
世祖时，道士寇谦之，字辅真，南雍州刺史赞之弟，自云寇恂之十三世孙。早好仙道，有绝俗之心。少修张鲁之术，服食饵药，历年无效。幽诚上达，有仙人成公兴，不知何许人，至谦之从母家佣赁。谦之尝觐其姨，见兴形貌甚强，力作不倦，请回赁兴代己使役。乃将还，令其开舍南辣田。谦之树下坐算，兴垦一发致勤，时来看算。谦之谓曰：“汝但力作，何为看此？”二三日后，复来看之，如此不已。后谦之算七曜，有所不了，惘然自失。兴谓谦之曰：“先生何为不怿？”谦之曰：“我学算累年，而近算《周髀》不合，以此自愧。且非汝所知，何劳问也。”兴曰：“先生试随兴语布之。”俄然便决。谦之叹伏，不测兴之浅深，请师事之。兴固辞不肯，但求谦之为弟子。未几，谓谦之曰：“先生有意学道，岂能与兴隐遁？”谦之欣然从之。兴乃令谦之洁斋三日，共入华山。令谦之居一石室，自出采药，还与谦之食药，不复饥。乃将谦之入嵩山。有三重石室，令谦之住第二重。历年，兴谓谦之曰：“兴出后，当有人将药来。得但食之，莫为疑怪。”寻有人将药而至，皆是毒虫臭恶之物，谦之大惧出走。兴还问状，谦之具对，兴叹息曰：“先生未便得仙，政可为帝王师耳。”兴事谦之七年，而谓之曰：“兴不得久留，明日中应去。兴亡后，先生幸为沐浴，自当有人见迎。”兴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。谦之躬自沐浴。明日中，有叩石室者，谦之出视，见两童子，一持法服，一持钵及锡杖。谦之引入，至兴尸所，兴欻然而起，著衣持钵、执杖而去。先是，有京兆灞城人王胡兒，其叔父亡，颇有灵异。曾将胡兒至嵩高别岭，同行观望，见金室玉堂，有一馆尤珍丽，空而无人，题曰“成公兴之馆”。胡兒怪而问之，其叔父曰“此是仙人成公兴馆，坐失火烧七间屋，被谪为寇谦之作弟子七年。”始知谦之精诚远通，兴乃仙者谪满而去。
谦之守志嵩岳，精专不懈，以神瑞二年十月乙卯，忽遇大神，乘云驾龙，导从百灵，仙人玉女，左右侍卫，集止山顶，称太上老君。谓谦之曰：“往辛亥年，嵩岳镇灵集仙宫主，表天曹，称自天师张陵去世已来，地上旷诚，修善之人，无所师授。嵩岳道士上谷寇谦之，立身直理，行合自然，才任轨范，首处师位，吾故来观汝，授汝天师之位，赐汝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》二十卷。号曰‘并进’。言：“吾此经诫，自天地开辟已来，不传于世，今运数应出。汝宣吾《新科》，清整道教，除去三张伪法，租米钱税，及男女合气之术。大道清虚，岂有斯事。专以礼度为首，而加之以服食闭练。”使王九疑人长客之等十二人，授谦之服气导引口诀之法。遂得辟谷，气盛体轻，颜色殊丽。弟子十余人，皆得其术。
泰常八年十月戊戌，有牧土上师李谱文来临嵩岳，云：老君之玄孙，昔居代郡桑乾，以汉武之世得道，为牧土宫主，领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。地方十八万里有奇，盖历术一章之数也。其中为方万里者有三百六十方。遣弟子宣教，云嵩岳所统广汉平土方万里，以授谦之。作诰曰：“吾处天宫，敷演真法，处汝道年二十二岁，除十年为竟蒙，其余十二年，教化虽无大功，且有百授之劳。今赐汝迁入内宫，太真太宝九州真师、治鬼师、治民师、继天师四录。修勤不懈，依劳复迁。赐汝《天中三真太文录》，劾召百神，以授弟子。《文录》有五等，一曰阴阳太官，二曰正府真官，三曰正房真官，四曰宿宫散官，五曰并进录主。坛位、礼拜、衣冠仪式各有差品。凡六十余卷，号曰《录图真经》。付汝奉持，辅佐北方泰平真君，出天宫静轮之法。能兴造克就，则起真仙矣。又地上生民，末劫垂及，其中行教甚难。但令男女立坛宇，朝夕礼拜，若家有严君，功及上世。其中能修身练药，学长生之术，即为真君种民。”药别授方，销练金丹、云英、八石、玉浆之法，皆有决要。上师李君手笔有数篇，其余，皆正真书曹赵道复所书。古文鸟迹，篆隶杂体，辞义约辩，婉而成章。大自与世礼相准，择贤推德，信者为先，勤者次之。又言二仪之间有三十六天，中有三十六宫，宫有一主。最高者无极至尊，次曰大至真尊，次天复地载阴阳真尊。次洪正真尊，洪赵名道隐，以殷时得道，牧土之师也。牧土之来，赤松、王乔之伦，及韩终、张安世、刘根、张陵，近世仙者，并为翼从。牧土命谦之为子，与群仙结为徒友。幽冥之事，世所不了，谦之具问，一一告焉。《经》云：佛者，昔于西胡得道，在四十二天，为延真宫主。勇猛苦教，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，断绝人道，诸天衣服悉然。
始光初，奉其书而献之，世祖乃令谦之止于张曜之所，供其食物。时朝野闻之，若存若亡，未全信也。崔浩独异其言，因师事之，受其法术。于是上疏，赞明其事曰：“臣闻圣王受命，则有天应。而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，皆寄言于虫兽之文。未若今日人神接对，手笔粲然，辞旨深妙，自古无比。昔汉高虽复英圣，四皓犹或耻之，不为屈节。今清德隐仙，不召自至。斯诚陛下侔踪轩黄，应天之符也，岂可以世俗常谈，而忽上灵之命。臣窃惧之。”世祖欣然，乃使谒者奉玉帛牲牢，祭嵩岳，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。于是崇奉天师，显扬新法，宣布天下，道业大行。浩事天师，拜礼甚谨。人或讥之。浩闻之曰：“昔张释之为王生结衤蔑”吾虽才非贤哲，今奏天师，足以不愧于古人矣。”及嵩高道士四十余人至，遂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，重坛五层，遵其新经之制。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，齐肃祈请，六时礼拜，月设厨会数千人。
世祖将讨赫连昌，太尉长孙嵩难之，世祖乃问幽征于谦之。谦之对曰：“必克。陛下神武应期，天经下治，当以兵定九州，后文先武，以成太平真君。”真君三年，谦之奏曰：“今陛下以真君御世，建静轮天宫之法，开古以来，未之有也。应登受符书，以彰圣德。”世祖从之。于是亲至道坛，受符录。备法驾，旗帜尽青，以从道家之色也。自后诸帝，每即位皆如之。恭宗见谦之奏造静轮宫，必令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，欲上与天神交接，功役万计，经年不成。乃言于世祖曰：“人天道殊，卑高定分。今谦之欲要以无成之期，说以不然之事，财力费损，百姓疲劳，无乃不可乎？必如其言，未若因东山万仞之上，为功差易。”世祖深然恭宗之言，但以崔浩赞成，难违其意，沉吟者久之，乃曰：“吾亦知其无成，事既尔，何惜五三百功。”
九年，谦之卒，葬以道士之礼。先于未亡，谓诸弟子曰：“及谦之在，汝曹可求迁录。吾去之后，天宫真难就。”复遇设会之日，更布二席于上师坐前。弟子问其故，谦之曰：“仙官来。”是夜卒。前一日，忽言“吾气息不接，腹中大痛”，而行止如常，至明旦便终。须臾，口中气状若烟云，上出窗中，至天半乃消。尸体引长，弟子量之，八尺三寸。三日已后，稍缩，至敛量之，长六寸。于是诸弟子以为尸解变化而去，不死也。
时有京兆人韦文秀，隐于嵩高，征诣京师。世祖曾问方士金丹事，多曰可成。文秀对曰：“神道幽昧，变化难测，可以暗遇，难以预期。臣昔者受教于先师，曾闻其事，未之为也。”世祖以文秀关右豪族，风操温雅，言对有方，遣与尚书崔赜诣王屋山合丹，竟不能就。时方士至者前后数人。河东祁纤，好相人。世祖贤之，拜纤上大夫。颍阳绛略、闻喜吴劭，道引养气，积年百余岁，神气不衰。恆农阎平仙，博览百家之言，然不能达其意，辞占应对，义旨可听。世祖欲授之官，终辞不受。扶风鲁祈，遭赫连屈孑暴虐，避地寒山，教授弟子数百人，好方术，少嗜欲。河东罗崇之，常饵松脂，不食五谷，自称受道于中条山。世祖令崇还乡里，立坛祈请。崇云：“条山有穴，与昆仑、蓬莱相属。入穴中得见仙人，与之往来。”诏令河东郡给所须。崇入穴，行百余步，遂穷。后召至，有司以崇诬罔不道，奏治之。世祖曰“崇修道之人，岂至欺妄以诈于世，或传闻不审，而至于此。古之君子，进人以礼，退人以礼。今治之，是伤朕待贤之意。”遂赦之。又有东莱人王道翼，少有绝俗之志，隐韩信山，四十余年，断粟食麦，通达经章，书符录。常隐居深山，不交世务，年六十余。显祖闻而召焉。青州刺史韩颓遣使就山征之，翼乃赴都。显祖以其仍守本操，遂令僧曹给衣食，以终其身。
太和十五年秋，诏曰：“夫至道无形，虚寂为主。自有汉以后，置立坛祠，先以其至顺可归，用立寺宇。昔京城之内，居舍尚希。今者里宅栉比，人神猥凑，非所以祗崇至法，清敬神道。可移于都南桑乾之阴，岳山之阳，永置其所。给户五十，以供斋祀之用，仍名为崇虚寺。可召诸州隐士，员满九十人。”
迁洛移鄴，踵如故事。其道坛在南郊，方二步，以正月七日、七月七日、十月十五日，坛主、道士、高人一百六人，以行拜祠之礼。诸道士罕能精至，又无才术可高。武定六年，有司执奏罢之。其有道术，如河东张远游、河间赵静通等，齐文襄王别置馆京师而礼接焉。
《魏书•释老志》载，北魏道士寇谦之托言太上老君授以导引辟谷口诀，弟子十余人皆得其术。又谓东莱道士王道翼隐居韩信山，断谷四十余年。
魏书释老志
《魏书·释老志》是中国最早关于佛教历史和思想的全面记载。它的史料价值表现在：(1)它所记载的元魏僧官制度对于研究中国佛教制度的重要性；(2)它是北魏政治与佛教微妙关系的重要资料来源； (3)它所记载的资料对于研究佛教寺院经济的重要性。
〈释老志〉为《魏书》最末一篇，内分述佛教与道教二家之略史。
《魏书》为二十五史（正史）中，北魏之历史书。正史皆为纪传体，《魏书》亦然。内分帝纪、列传、志三大类。‘志’含天象、地形、律历、礼、食货、刑罚、灵征、官氏与释老等篇。
《魏书》为正史中之首创释老志体裁者，其中所述佛教史实，在诸正史中亦最详尽、有条理。后之诸史，虽间有〈释老传〉、〈方伎传〉、〈艺术传〉等收载佛门事迹，然皆不如《魏书》之可观。
魏收字伯起，北齐时钜鹿（河北晋县）人，曾官中书令，兼著作郎。北齐文宣帝天保二年（551），奉敕撰《魏书》，乃据诸家魏史，并采辑遗事轶闻，三年后书成。原书一三0卷，今存本仅一一四卷，为刘恕、范祖禹所校补者。
《魏书》之评史态度‘党齐毁魏’，其对人物之评颇为当时人所不满，且作者生性轻薄，故其书被称为‘秽史’，盖谓该书持论不公也。唯后人颇有为该书辨诬者，《四库提要》卷四十五〈魏书〉条云︰‘盖（魏）收恃才轻薄，有惊蛱蝶之称，其德望本不足以服众；又魏齐世近，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，孰不欲显荣其祖父？既不能一一如志，遂哗然群起而攻。平心而论，人非南（史）董（狐），岂信其一字无私？但互考诸书，证其所著，亦未甚远于是非。秽史之称，无乃已甚之词乎？’。
〈释老志〉分述佛道二教，而以佛教为主。该文有关佛教方面，其初略述佛教大意及传入中国之简史，而主要内容则为对元魏一朝佛教之描述，故该文可视为北魏佛教史略。其中较为治史者所重者，有下列诸事︰
其一，本文对元魏僧官制度之施设始末，皆曾叙及。其文有云︰‘皇始（道武帝年号）中，赵郡有沙门法果，戒行精至。（中略）太祖闻其名，（中略）征赴京师，后以为道人统。’此实为中国僧官制度之开始。此外，文成、孝文诸帝之僧官制置，皆曾述及。而于僧籍、僧律、寺职等问题，亦偶有论列。
其二，本文于北魏诸帝对佛教之态度，叙述颇多。其中太武帝之排佛事件，为中国佛教之第一次浩劫。此事件在本文中有颇详细之记载，对助成其事之崔浩、寇谦之二人之态度，亦有描写。
其三，佛教经济问题，颇为现代佛教学术界所重视，而此文即曾提出一佛教经济史上之重要事项，即北魏僧祇户、佛图户之设置。其文云︰‘（沙门统）昙曜奏平齐户，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，即为僧祇户，粟为僧祇粟，至于俭岁，赈给饥民。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，以为佛图户，以供诸寺扫洒，岁兼营田输粟。高宗并许之，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。’
举此三项，可见其文之史料价值。唐·道宣《广弘明集》卷二收有此文，然有增删之痕迹，且附有道宣之评语。
《魏书·释老志》不仅本身是非常重要的佛教史和道教史文献，而且对于它的研究史也值得一提，因为中外一些重量级学者都和它有关系。它的价值不仅被中国学者关注，法国著名的伯希和（Paul Pelliot，1878～1945），在很早以前就敏感地注意到了。到20世纪30年代，哈佛大学的魏楷（JamesR．Ware）在欧洲学习的时候，在伯希和的指导和梅迪生的帮助下，进行《魏书·释老志》的研究，后来在《通报》（T’oungPao）上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WeiShuonBuddism，对《魏书·释老志》的佛教部分做了注释和解说。但是，没想到的是，这篇译文一出来，就受到周一良的严厉批评，指出，魏译“往往误会原文而错译，偶尔还有脱漏”，书评中指出他的15个错误和4个遗漏，比如把当时佛教常常说“出”某经的“出”字（即“翻译”）误译作edit，变成了“编辑”，犯了常识性的错误；又如魏楷把“微言隐义，未之能究”一句的后四个字，干脆漏掉未译等等，可见问题还很多。日本著名佛教史学者壕本善隆，在周一良先生之后，也写了长文批评魏楷的译文，指出他对“常乐我净”、大小阿毗昙、“摩诃衍”等等，有理解上的错误，也指出他对中国佛教文献的参考比较薄弱。随后，他自己做了一个《魏书·释老志》的日文译注稿，虽然他认为注译稿不算很完善，却被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LeonHurvitz翻译成英文，于1956年作为水野精一、长广敏雄编《云冈石窟》一书的附录发表。1957年，哈佛大学教授杨联陧在《哈佛亚洲研究杂志》发表书评，指出其中一些问题（杨联陧博士论文《晋书·食货志译注》的指导教师是魏楷）。于是，冢本善隆在大加修改以后，于1961年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出版了《魏书·释老志译注》。经过若干年的检验，这部译注已经普遍被学界承认是一部名著，不仅收在《冢本善隆著作集》第一卷里，而且还作为平凡社著名《东洋文库》之一，出版了文库本，流行很广。
讨论《魏书·释老志》的重要性，要从魏晋南北朝佛教说起。
关于魏晋以后佛教在中国越来越兴盛的原因，最早像梁启超等都有讨论，梁启超在《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》里说，佛教最初传进来的时候，是借助了一些巫术，就是所谓“咒法神通”之力，如佛图澄为了证明佛有灵验，曾经取器烧香念咒，生出莲花。菩提流支能够咒水往上涌。这都是普遍现象，就像各种民间信仰和新兴宗教一样，都要先用这种技术来吸引信仰者，佛教徒则比较高明一些，像菩提流支还公开说明这是“术法”，让大家“勿妄褒赏”，提醒观众不要糊里糊涂地光看这些魔术，要从心里理解佛教信仰。
梁启超说，这个时代“佛教只有宗教的意味，绝无学术的意味”，此话不对。佛教首先是宗教，光是学术能够吸引多少人呢，能让民众信仰吗?不过，他说到这个时代佛教信仰大为兴盛的原因：第一是玄学，玄学使思想界处在“漂渺彷徨，若无归宿之时”，所以佛教进来以后，引起“群趋之，若水归壑”。第二是战乱，东汉末的混乱以后，又加上五胡乱华，民众生活艰难，希望有救苦救难的宗教，统治者也在“处此翻云复雨之局，亦未尝不自怵祸害”，所以容易相信因果报应。
这个分析有道理，但是还稍嫌一般化。因为第一，很多时代都有这样的社会背景，可以说明佛教兴盛的部分原因，但是并不能说明特别原因，中国古代的混乱时代很多，为什么偏偏这个时代宗教兴盛，别的时代不兴盛，为什么偏偏是佛教兴盛，别的宗教不兴盛?第二，梁启超还是拿了习惯性的从北方到南方，从释道安到慧远这一士大夫佛教史脉络为中心来思考的，他提出来两个问题，一是为什么大乘兴盛而小乘不兴盛?二是为什么中国人会有自己的格义、撰疏，从而形成中国佛教?说明他看到的都是士大夫上层人的佛教，是在玄学背景下来看佛教，并不能真的全面地说明问题之所在。稍后汤用彤的解释，就深入很多了。在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第八章里讨论释道安的时候，他专门写了一节叫“综论魏晋佛法兴盛之原因”，指出大体有以下几方面：⑴方术的力量，⑵胡人政治泯灭华夷界限，⑶祸福报应深入人心。我基本上同意他的分析。
（一）佛教最初进入中国，确实是依傍了传统方技数术，也就是民间巫术的力量
中国最早的佛教著作《牟子理惑论》里面说，在时人的印象里，佛陀是神通广大的神仙，佛教是可以让人长生不死的仙术，而且佛教徒搞斋戒、祠祀，形成一些宗教活动场所，能聚起信众。到了西晋时，佛教在洛阳的寺庙就有42所了。
为了吸引信仰者，很多从中亚和西域来的佛教僧人都使用一些魔术。中国的魔术主要是从印度西域来的，兹举几个有名的高僧为例：⑴三国吴的支谦是从大月氏来的，他为了消除孙权对佛教的疑惑，承诺可以得到舍利珠。据说他斋戒沐浴在静室，把铜瓶供在几案上，烧香礼拜了三七二十一天，果然瓶子里面发出响声，里面出现舍利珠，他给孙权看，有五色光芒照耀，而且这些舍利珠一倒在铜盘上，铜盘就破碎了，拿大铁砧锤它，一用力，铁砧就破了，可是舍利没有一丝一毫的损坏。⑵西晋建康建初寺的帛尸梨蜜（?～342）是西域帛国人，据说他特别善于咒术，非常灵验，最初江南地方不流行咒术，是他翻译了《IL雀王经》，又传授给学生，佛教的咒术才像传统汉族的咒法一样流传开来。⑶鸠摩罗什是历史上最重要的翻译家，他不仅仅是有学术也有技术，一个姓张的人有病，“外国道人罗叉”谎称可以治病，可是他觉得这个人的病不能治了，如果能治好，可能是罗叉的魔术，所以他变了一个小小的戏法，用火来烧五色丝绳，烧完以后扔在水里，再次取出来的时候，还是好好的一根五色丝绳。结果大家对他就佩服崇拜。⑷再晚的昙无谶是大咒术师，史载他“明解咒术，所向皆验，西域号为大咒师”。据说他能咒出水来，曾经吓唬北凉国王沮渠蒙逊，说有疫鬼要靠他的咒法来祓除。沮渠蒙逊很相信他，“王悦其道术，深加宠优”。⑸求那跋陀罗也是著名的翻译家，但在大明六年（462）也曾经主持求雨的法事。⑹特别是著名的佛图澄，会用麻油杂胭脂涂掌，靠手掌看见千里以外，可以听铃声预言未来，念神咒役使鬼物，在水盆里面念咒念出莲花。
所有这些，其意义就是让贵族和民众信仰神奇的佛教力量。像佛图澄，石勒就很佩服他，石虎虽然当了皇帝，并把首都迁到邺，但是也特别崇拜佛图澄，说他是“国之大宝”。佛教说“不依国主，法事不立”，佛图澄一方面用魔术唬住石勒和石虎，另一方面也给他们讲一些“不杀”的道理。据说，因为佛图澄的缘故，当时“民多奉佛，皆营造寺庙，相竞出家”，传说他有几百个学生，门徒前前后后有一万，而且建造的寺院有893所之多。
这确实是佛教得以兴盛的原因之一，梁启超和汤用彤都说到了。
《魏书·释老志》是北齐魏收（506～572）编写，并于天保五年（554）奏进的，上距道安时代已经过了一百多年了。在冢本善隆的《魏书·释老志译注》序文里，把魏收时代的背景说得很清楚，这是佛教气氛很浓的时代（魏收的小名叫佛助），了解这个背景，对理解《释老志》很重要。这个背景，有几方面需要特别说明。
首先，是那个时代太乱。6世纪上半叶，曾经强盛一时的北魏开始衰落。528年。尔朱荣因为不满胡太后立元钊为帝，进攻洛阳，把太后、皇帝、皇亲国戚、文武大臣两千人统统杀掉。他拥立长乐王为庄帝，结果惹得已经逃往南朝的北海王元颢，领了江淮兵来攻打洛阳，占领洛阳后自己当皇帝，可是元颢顶不住尔朱荣的反攻，匆忙逃跑中被捉住杀掉了。被尔朱荣扶持的庄帝，又觉得当傀儡的日子不好过，于是，想方设法把尔朱荣骗进宫来杀了。尔朱兆再次率军攻进洛阳，大肆抢掠烧杀，并把庄帝捉到晋阳，关在三级寺里面，冬天不给避寒的衣服，生生地把他折磨死，另外立元恭当皇帝。不久，渤海人高欢又把尔朱氏打败，收复洛阳，平定并州，基本控制中原。532年另立元修为皇帝。元修也不能忍受当傀儡的生活，在534年逃到鲜卑人宇文氏控制的长安，高欢便另立孝静帝元善见，放弃被杀掠得千疮百孔的洛阳，迁都到邺城，于是形成了所谓“东魏”和“西魏”，这才算稍稍安定下来。这就是魏收刚刚走上仕途时代的状况，正是这样的时代，信仰宗教或者说需要宗教的人越来越多了。
其次，出家的佛教徒越来越多，寺庙也越来越多，据说，正光以后（520），因为战乱，官方征兵很频繁，可是皇帝崇尚佛教，佛教徒有豁免权，所以“所在编民，相与人道，假慕沙门，实避调役”，据《释老志》的说法，在承明元年（476），北方僧尼大概是77350人，到兴和二年（540），已经有两百万之多。以洛阳为例，洛阳当时有十万九千户人家，可是佛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，平均八十多户一座寺庙，如果一个寺庙50个僧尼，那么平均一户就养一个僧尼。这还不算南方，“江南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，在南方的佛教徒数量恐怕不比这个小。这对于以赋税支持的国家来说，负担很重，后来好多灭佛事件，都和这一点有关。
出家人多了，寺庙当然就越来越多。据统计，承明二年（476）有6478座寺庙，到了延昌二年（518）也就是40年左右，翻了一番，是12727座，20年后的兴和二年（540），又翻了一番多，有三万座了。有人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很狂热的时代，其实不对，壮观的石窟、巨大的寺庙、特别庞大的佛像是怎么来的?尤其是在胡人占据帝王之位的时代，中国也是有过宗教时代的！
《洛阳伽蓝记》这部书很有价值，好多前辈学者都很仔细地对它进行过研究，其中卷四说北魏后期的洛阳，王公贵族的宅第，好多都成了寺庙，为什么?因为有的崇拜佛教，就捐出来做寺庙，有的死掉了，也变成了佛寺，所以当时是“寿丘里闾，列刹相望”，比如河间寺，据说看上去就像“蓬莱仙室”，昭曦寺是宦官建的，“积金满堂”，一佛二菩萨的塑工非常精致，长秋寺也是宦官建的，据说金光闪闪，满城都看得见，里面有举行法会的，有变戏法魔术的，民众踏青的时候，正好是浴佛的前后，热闹得很，仅仅是建阳里，就有璎珞、慈善、晖和、通觉、晖玄、宗圣、魏昌、熙平、崇真、因果十个寺，一共两千多户人家，家家都信仰佛教供养僧人。
最后，那时的佛教，基本上经典和理论建设都已经很成熟了。《释老志》说，那时佛经已经“大集中国”，基本典籍已经都翻译了，据说已经有415部，1919卷，在北方大小乘佛教都有传播。最值得注意的是，当时鸠摩罗什翻译的各种大乘经典开始流行，其中最流行的是《维摩诘经》和《金刚》、《般若》两部，魏收时代最有名的佛教徒是道弁、稍后是灵弁、昙无最等等。按照壕本善隆的说法，除了《维摩诘经》之外，《胜鬘经》也开始盛行，江南引进的《华严经》也开始流行，逐渐形成了三个取向：一个是大乘压倒小乘的趋势（小乘逐渐边缘化，或者融入禅学），一个是形成了“义学”，即学术和义理为重的佛学风气（排斥实践和苦行的宗教风气），另一个是佛教贵族化的趋向（大寺庙与名僧人的权势高涨）。正因为佛教有了权力和利益，也产生了奢华和腐化的状况，而且由于有利益和有权势，佛教内部的矛盾也就开始出现了。在魏收的时代之前就已经有了，比如，早些时候佛驮跋陀罗在长安很红火，守旧的一批和尚大为不满，觉得侵占了地盘，道恒等等人就攻击他们，吓得很多信仰者四散，佛驮跋陀罗只好带了弟子慧观等49余人南下庐山，连当时的皇帝姚兴试图挽回都没有办法。又如，在乞佛炽盘占据凉州的时候，河南来了两个僧人特别得到崇信，权力很大，但是他们没有佛教学问，对于有学问的和尚就迫害很厉害，赶走了昙无毗和玄高，一直到后来长安的昙弘法师到那里解释，当权者才幡然悔悟。这一类事情很多，像禅宗的达摩，曾经被人六次下毒，惠可被守旧的道恒和县令翟仲达迫害至死。这都是宗教内部冲突的故事，“可以同患难，不可以同享福”，这是惯例，可见那个时候佛教已经很兴盛很热闹了。
据《续高僧传》说，那时是佛教的中兴时代，当时的邺都，“都下大寺，略计四千，见住僧尼，仅将八万。讲席相距，二百有余，在众常听，出过一万”。日本京都据说有一千多个寺庙，如果《续高僧传》说的是真的，那么，当时的邺都看来比京都的佛教气氛还要浓厚，而魏收就是在这里生活的人，他之所以写《释老志》，就是因为那时佛教确实是社会和历史上不得不大书一笔的现象。其实，比魏收更早的魏孝文帝时代，阳尼就向皇帝建议，修史书的时候“佛道宜在史录”，魏收看到这种现象，把《汉书》中原有的《河渠志》和《艺文志》取消了，却加上了《释老志》和《官氏奉》，他在上表中特意申明，“时移世易，理不刻船”，就是说，不能刻舟求剑而应当与时俱进，历史著作的内容要随着记载时代特征的变化而变化。
三、《魏书·释老志》佛教部分之意义
在佛教研究中，《魏书·释老志》有特别重要的价值，除了它是最早关于佛教历史和思想的全面记载之外，有一些特别的史料价值。日本的冢本善隆、台湾的蓝吉富都已经指出：⑴对于中国佛教制度，它记载的元魏僧官制度就很重要，皇始年间道武帝时代，赵郡沙门法果戒行精至，所以太祖请他到京师来，任命他当“道人统”，就是后来的僧统，这是佛教在中国政治上取得合法性的一个重要事件；⑵北魏政治和佛教的微妙关系，《释老志》也是很重要的资料来源，比如北魏为什么灭佛，崔浩和寇谦之有什么作用，都在这里可以找到资料，以前陈寅恪就写过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文；⑶在2L世纪上半叶，经济史研究很盛，关于佛教寺院经济等领域的也是大热门，陶希圣和何兹全，还有后来的谢和耐，都研究过这个课题。而寺院之外呢?当时又有所谓“僧祗户”、“佛图户”等等，其实都和当时国家赋税、宗教豁免权、政治冲突等等大问题有关，《释老志》载当时昙曜建议，民众如果岁输六十斛粟给僧曹的，就可以成为僧祗户，而这些粮食就是僧祗粟，到了饥荒的时候，把这些粮食赈济灾民。他又建议如果有民众犯重罪人为官奴的，可以成为佛图户，给佛寺打扫卫生种地，这个建议在佛教得势的时候，得到批准，结果是“僧祗户粟，及寺户遍于州镇矣”。可是，这么一来，掌握丰收和饥荒年代粮食调剂的权力、吸收各种人口和劳动力的权力，统统归了佛教了，这不能不引起冲突，所以这是大事件，最初就记载在《释老志》里面。当然，《魏书·释老志》也有很多问题，冢本善隆就指出，因为魏收是北齐的史官，以东魏为北齐接续的正统王朝，所以它的记载多集中在邺城为中心的佛教和道教，对于长安为中心的西魏佛教道教，却记载不足，因此“作为东西魏分立时代的华北宗教资料，是不完整的”。
不过，从思想史角度来说，我的看法是，《释老志》特别值得注意的，一是反映一般佛教常识世界，二是表现早期教外士人的佛教知识。
通常，讲佛教史、写佛教史，都是注意精英阶层和高僧阶层。我们看各种各样的佛教史，大体上关于早期佛教，有这样几个重心。第一是译经。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到中国，翻译的小乘禅学经典如《安般守意经》，大乘般若经典如《般若道行经》，分别开辟了中国佛教的两大走向，而他们以及后来的译经僧人翻译的《般舟三昧经》、《问地狱事经》，则影响了民众的生活世界和生死观念；第二是格义和合本子注。陈寅恪的《支愍度学说考》、汤用彤《说格义》，都谈到这一点，因为这是从单纯接受型的“翻译”到“理解”，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过程。第三，般若学的六家七宗也是重点（心无宗、本无宗与无异宗、幻化宗、识含宗、缘会宗、即色宗），所有的佛教史著作，都会讨论支道林（遁，约313～366）结合《庄子》的“即色游玄”思想，因为这种思想有道家意味，渐近自然。第四，道安（312—385）翻译经典和传授弟子，南方慧远（334～416）在庐山和桓玄争辩“沙门不敬王者”，传播念佛三昧法门，开始传播的“神不灭”和“三世”思想，北方鸠摩罗什（344—413）翻译佛经和他门下的各个杰出弟子，如竺道生（一阐提有佛性）、僧肇（《肇论》）、道融、僧叡等等，渐渐形成南方义学兴盛，新义很多，北方实践很流行，比较守旧的传统。这是佛教史的基本脉络和大致内容。
可是，如果换个角度去关注《释老志》，可以看到在这种“概论”式的叙述下面，传达的是一般民众的佛教信仰和一般阶层的佛教知识。⑴对于佛教的基本道理，他们了解的是“业缘”、“三世”、修行的必要、归依三宝的重要、什么是六道、什么是五戒等等，最多是“四谛”、“六度”、“十二因缘”；而不是“空”、“真如”、“涅架”、“如来藏”等等，他们关心的是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究竟是如何?为什么要有佛教的信仰?按照佛教说的修行有什么好处?而不是佛性论等抽象问题，尽管这些问题也和实践有关。⑵有关出家（剃发、辞家、持戒）和在家（优婆塞、优婆夷）的种种规定和结果；在社会生活中，为什么要和光六道，同尘万类，这种平等观念的目的是什么?这些很实际的宗教信仰者的理念和准则，它符合普通人的伦理吗?如果遵守这些准则，结果会不会有损于自己的利益?⑶关于佛陀的故事，什么是“真身”，什么是“应身”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?为什么要对他顶礼膜拜?这是宗教，也是佛教信仰必须要有的崇拜对象，并不仅是单纯的信心和理念。⑷佛教的历史是怎样的?《释老志》的介绍是详近略远，并不很特别去追溯本来的“教旨”和原来的“先知”，也没有特别区分出什么派别的谱系。
这就是6世纪中叶一般有文化的人的佛教知识基础。其实，精英的经典的思想水平实在太高明了，太超越了，我们不能用这些人的想法来估量当时一般人的思想世界和生活世界，否则就不能理解，为什么这么多人去舍宅造寺、开凿石窟、刺血写经、捐造像碑。其实，普通人的想法离精英和经典的那些道理是很远的，这些想法才真的影响生活和社会，正是这样的观念和行为，让精英不得不去想办法回应，想办法抵抗，想办法改造，这样才有了精英思想和经典文化。
由上可知，第一，《释老志》是一般思想、概论和常识，而不是专精佛教的人特意的、精心的论述，第二，它是教外的，而不是教内的人撰写的。所以，这类资料没有“有意的伪装”，也没有“有意的提升”，倒是“无意识”的史料。
《魏书·释老志》与《隋书·经籍志》的比较编辑《魏书》成书是在6世纪中叶。再过一百年的事，就要看《隋书》了。《隋书》是长孙无忌等人在唐太宗贞观十五年（645）完成，唐高宗显庆元年（656）进上的，和《魏书》刚好差了一世纪。而这一世纪中，佛教已经有大变化了，人们对佛教的理解也有了大变化了。由于《隋书·经籍志》也有佛教内容，也是一个大概的、简单的概论，有些是抄录和改编自《释老志》的，因此，可以看成是一个脉络中的两份不同时代的文献。可是如果细看，就会发现它和《释老志》有不少差异。以涉及佛教理论和历史的部分为例：
第一，《魏志》根据支谦译《太子瑞应本起经》卷上，及竺大力、康孟详译《修行本起经》卷上，说佛陀“本号释迦文者，译言能仁，谓德充道备，堪济万物”，这种解说在《隋志》中被删去。
第二，《魏志》讲佛陀的相貌，“既生，姿相超异者三十二种，天降嘉瑞以应之，亦三十二”，这也是支谦译《太子瑞应本起经》中的话，但是，《隋志》则用了《牟子理惑论》和《过去现在因果经》的说法，“姿貌奇异，有三十二相，八十二好”，不再有“瑞应”之说。
第三，《隋志》删去了《魏志》中关于佛陀出生的时候，是“《春秋》鲁庄公七年夏四月，恒星不见，夜明是也”一段，因为这是比附中国史书和祥瑞，论述上有些问题，比如辛卯是四月五日，和后来说的佛诞不合，有些说法又有些比附祥瑞，令人生疑。而且到了唐初，佛教再以中国史书为依据，就有些不合适了。
第四，《魏志》“识神常不灭”，《隋志》作“至于精神，则恒不灭”。
第五，，《魏志》里面，没有用到“末劫”的时间说法，也没有“三千大干世界”的空间观念，但是，在《隋志》中，则一开始就叙述，⑴神不灭，有无量身，表示时间的永恒和轮回的永恒。⑵用了《杂阿含经》、《大智度论》卷七的说法，“天地之外，四维上下，更有天地，亦无终极”。⑶用了《法华经》的说法，讲成败无量劫。⑷用《法华经》的说法，把时间按照佛教想象的人类社会史，分为正法、像法和末法时代。⑸这里更用了《大智度论》卷三八的说法，形容末法时代的恐怖和轮回之无可逃遁。由此可见，到了唐代初期，《法华经》、《大智度论》呈现出它在一般佛教知识界的重要性。
第六，《魏志》没有提到“外道”，而《隋志》提到“外道”，说他们“并事水火毒龙，而善诸变幻”，又提到邪道来侵扰佛心而不能得逞的故事。
第七，《魏志》和《隋志》虽然都提到在家俗人信仰佛法者，要遵守的五戒（去杀、盗、淫、妄言、饮酒），但是，《魏志》比附儒家的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，认为儒、佛在这一方面的说法，只是名称不同，又说“三归依”就是君子的“三畏”，然而，《隋志》却没有这些用儒家经典来支持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比附说法。
第八，关于佛的灭度，《魏志》有“香木焚尸，灵骨分碎，大小如粒，击之不坏，焚亦不焦”，而《隋志》就只是简单提到，并无上述字样。
第九，在佛教传播的历史上面，《魏志》的大体说法是：⑴西汉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（公元前二年），⑵蔡愔、秦景到天竺写浮屠遗范，与摄摩腾、竺法兰回到洛阳（58～75），有《四十二章经》和白马寺。⑶昙柯迦罗人洛阳宣诫律。⑷晋元康中（292～29’9），支恭明译《维摩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本起》等等。⑸然后讲到石勒时代的佛图澄、道安、慧远，以及鸠摩罗什和僧肇等等，然后就讲到了北魏的佛教史（太祖时的法果、世祖时的惠始，灭佛、高宗时代恢复佛教，以及师贤、昙曜等等）。《隋志》却有很大的不同，可能是佛教史学这个时候已经相当发展，后来的描述已经遮盖了前面的叙述，它的叙述多与后来的佛教史相合，最明显的是，比起《魏志》来，《隋志》多出了⑴汉代桓帝时（147～167）的安世高（安清）和灵帝时代（168～189）的支谶（支娄迦谶）——这也许是为了凸现译经的意义。⑵多出三国吴康僧会（建初寺与说服吴主)、朱士行（往西域于阗）、竺法护（《放光般若》的译出）。⑶多出齐、梁、陈的宣译和宝唱的《目录》，如“齐梁及陈，并有外国沙门。……梁武大崇佛法，于华林园中，总集释氏经典，凡五千四百卷，沙门宝唱，撰经目录”。
那么，在这些差异中，最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?
第一，它删去《魏志》在佛陀诞生日比附《春秋》，删去五戒比附仁义礼智信、三皈依比附君子三畏，删去佛陀去世后“香木焚尸”等等，可以看出它有意与儒家划清界限，走出依附中国资源，渐渐独立的趋势。这种区分自我和他者的做法，常常是宗教成熟的象征性指标。同时，我们也可以看出，士大夫对于佛教的知识也在渐渐增长中，渐渐走出依靠中国知识来想象佛教的水平。其中特别是删去“五戒”比附“五常”的一段值得格外重视，因为这个比附，是来自北魏昙静的一部伪经《波利提谓经》。而这时，一方面大概伪经渐渐被揭发出来，另一方面佛教的教理也渐渐为人理解，所以不再用这个说法了。
第二，从最后关于历史方面的记载中可以看出，一方面《隋志》比起《魏志》更像是一个全景的、统一文明体立场的叙述，更加全面和完整，但是另一方面，它的历史叙述，私底下是渐渐偏向了南方佛教，从源头向南方佛教追溯，多叙述南朝佛教偏向“般若”系统。历史学界，从陈寅恪到唐长孺，常常有文化史上“南朝化”的看法，这是否就是其中之一面呢?
第三，佛教知识已经越来越丰富了，从《魏志》到《隋志》所引用的佛教经典，可以看到不同，如果看冢本善隆对《魏志》的注释，与章宗源、姚振宗到兴膳宏等对于《隋志》的注释，就可以从他们各自引用的经典上比对出来。
关于这一百多年的佛教史嬗变轨迹，并不是仅仅靠这么简单的文献对比就能说明的，还需要寻找很多证据和资料，但是从这样的文献对比阅读中，也许可以提示给我们一些启发的思路和粗线条的脉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