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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教养生学产生的历史条件

  道教养生学的出现,并非偶然。它渊源于中国最古老的原始巫教,是先秦神仙家思想、老庄道家炼养学说及秦汉方仙道、黄老道发展的必然结果。和道教的创立一样,道教养生学的产生也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。道教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基于东汉后期政治黑暗、社会动乱;道教养生学的问世则是先秦两汉科学文化发展的结果。

  在哲学思想方面,处于社会大变革风云中的春秋战国时期,先后出现了道家、儒家、墨家、阴阳家、兵家、名家、法家、纵横家、神仙家等,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。诸子百家之中,除道家、神仙家对道教气功养生学的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最大以外,儒家、墨家、阴阳家亦有相当的影响。

  我国古代有“生死有命”的说法。《孔子家语·本命题》说,“分于道谓之命,形于一谓之性,优于阴阳,象形而发谓之生;化穷数尽谓之死。故命者性之始也,死者生之终也,有始则必有终矣。人始生而有不具备者五焉,目无见,不能食,不能行,不能言,不能化;及生三月,而微煦,然后有见;八月生齿,然后能食;期而生膑,然后能行;三年囟合,然后能言;十有六而精通,然后能化。阴穷反阳,故阴以阳变;阳穷反阴,故阳以阴化。是以男子八月生齿,八岁而龀,二八而化;女子七月生齿,七岁而龀,二七而化。一阴一阳奇偶相配,然后道合化成,性命之端形于此也。”即把生死的变化归结于阴阳的运动,认为随着阴阳两种原素的不断地消长,人的一生从婴儿、少年、中年,以至老年、死亡,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。应该承认,这种观点是不悖科学的。

  当然,儒家内对于性命的看法也是有分歧的。如孟子说:“存其心,养其性,所以事天也。夭寿不贰,修身以俟之,所以立命也。”(《孟子·尽心》),认为性乃所受于天,故存心养性乃所以事天。夭寿皆命,对之不存疑虑,惟修身以立命。立命即肯定自己的性命。

  荀子对于命的态度,则讲制而用之。他说:“从天而颂之,孰与制天命而用之?望时而待之,孰与应时而使之?”(《荀子·天论》),主张制裁天命而利用之。命虽然是有的,但人不应止于待命,而当设法控制它,利用它。这是荀子独有的思想。

  《易传》中也颇讲命。《象传》云:“火在天上,大有,君子以遏恶扬善,顺天休命。”《系辞传》云,“乐天知命故不忧。”《说卦传》云,“穷理尽性以至于命。”后来的学者即把这些观点看作是儒家对于性命的一贯心传,并把易学惟崇为阐述性命至理、天人合一的理论。

  儒家的这些性命学说,许多观念都为道教养生学所吸收,尤其荀子人定胜天的“戡天”思想和《周易》的理论体系,对道教养生学的影响更加深刻广泛。

  墨家对道教气功养生学的影响,主要是它的五行学说与人为的变化观。我国古代的五行说,初期是朴素的唯物主义。认为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是构成整个世界的五种最基本的物质。到了战国时期,这种思想为唯心主义所剽窃,产生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派。他们把五行排列成相生相胜的系列,木生火,火生土,土生金,金生水,水生木;反之,水胜火,火胜金,金胜木,木胜土,土胜水。这就是所谓“常生常胜”。邹衍的这种循环、凝固的“五行常胜说”,对于我国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。

  后期墨家打破了这种学理,在五行相生相胜的旧说上,提出了“五行毋常胜”的新主张。《墨子·经下》说,“五行毋常胜,说在宜。”《经说下》解释说:“五○金、水、土、木、火、离。然火烁金,火多也。金靡炭,金多也。金之府水,火离木。若识麋与鱼之数,唯所利。”在这段文句中,既驳五行相胜之说,亦斥五行相生之言。

  谭戒甫先生解释说:“金、水、土、木、火五者,皆彼此相附丽,并非相生,故曰金水土木火离。何以故?以水聚藏于金而火附丽于木耳。”正如同“麋之所利,于山之林;鱼之所利,在川之水。故林盛而麋赴焉,水大而鱼藏焉。若能识别此道,则水非生于金而木非生火,可以恍然悟矣。”

  至于相胜,也不是凝固不变的。相反,因其质与量的多少,因其种种机运,而发生变化。如金与火的关系,金少火多,则能把金熔销;反之金多火少,则能把火熄灭。王充《论衡·命义篇》云:“譬犹水火相更也,水盛胜火,火盛胜水,遇其主而用也。”也认为五行相胜是随着矛盾双方质与量的变化而变化,并没有一套僵化的发展程序。

  墨家的这种辩证的五行学说,不仅批判了邹衍等人对五行的神秘思想和形而上学观,也为后来的道教辩证地探索自然与科学,开辟了一条道路。在道教内,无论是汉唐之际的外丹派,还是宋元时期的内丹派,他们都吸收了墨家的这种辨证的思想。

  如《周易参同契》中关于五行的论述,即与墨家一脉相承。书中说:“丹砂木精,得金乃并,金水合处,木火为侣。”这是以墨家五行附丽说立论。在此基础上,《周易参同契》进一步提出了“五行错王”的学说。书中说:“五行错王。相据以生,火性销金,金伐木荣。”元俞琰解释说:“金生水,木生水,此常道之顺五行也。今以丹法言之。则木与火为侣,火反生木;金与水合处,水反生金。故曰五行错王,相据以生也。”(《周易参同契发挥》卷中)。也就是说,五行的变化既有一般规律,即“常道”;亦有特殊规律,即“错王”。而修炼丹道的关键,正是在于掌握运用五行变化的特殊规律。

  这种特殊规律又被叫作“五行颠倒术”。张伯端《悟真篇》说:“震龙汞自出离乡,兑虎铅生在坎方,二物总由儿产母,五行全要入中央。”宋翁葆光解释说:“汞为震,龙属木,木生火,木为火母,火为木子,此常道之顺也。及乎朱砂属火,火为离,汞自砂中出,却是火返能生木,故曰儿产母也。太白真人歌曰:‘五行颠倒术,龙从火里生’……铅为兑,虎属金,金生水,金为水母,水为金子,此常道之顺也。及乎黑铅属水,水为坎,银自铅中生,却是水返能生金,故曰儿产母也。太白真人歌曰:‘五行不顺生,虎向水中生。’”(《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》卷4)。所谓“五行顺兮,常道有生有灭;五行逆兮,丹体常灵常在”,正是高度地概括了内丹修炼一个基本原则。

  从《周易参同契》的“五行错王说”,到《悟真篇》的“五行颠倒术”,其思想的源头都是墨家的五行毋常胜说。

  墨家讲变化。《墨子·经上》说:“化,征易也。”《经说上》解释说:“化,若蛙为鹑。”变化的形态是多样的。《经上》说:“为、存、亡、易、荡、治、化。”《经说上》解释说:“为,亭合,存也;病,亡也;买、鬻,易也,霄、尽,荡也;顺、长,治也;蛙、屈,化也。”认为这些变化并非皆出于自然,如亭台之存,疾病之愈,买卖交易,消尽的荡除,顺长之修治,都是人的作为;即使是蛙屈一类的变化,也是人们能够观察了解的。墨家这种强调人为的变化观是很可贵的,因为它看到了人在改造自然中的重大作用。后来的道教养生家吸收发挥了这种进步的变化观,并在探究自然与生命的漫长路途中实践着。

  在自然科学技术上,先秦两汉时期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。因在“天垂象,见吉凶”的天人合一思想笼罩下,我国历代都非常重视天文的观测;朝廷中有专司天文观测的钦天监,正史也设有《天文志》专记其事,因此中国的天象纪录可说是人类的宝藏,而且这种记录可以上溯到殷商时代。这些珍贵的记录,包括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哈雷慧星纪录和最早的琴座流星雨纪录。战国时的《甘石星经》和《石申星经》,各记有500-800多个恒星,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恒星分布图。

  在宇宙理论上,有“盖天说”,“浑天说”等。东汉科学家张衡在《浑天仪图注》、《灵宪》中,总结了当时天文学成就,阐叙了“浑天说”宇宙论,并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。

  在地理方面,战国问世的《禹贡》载有中国各地土壤的特征,并首分天下为九州。各地产品的性质,河川的流向都有记载。《山海经》的《山经》中记载了矿物89种,产地309处,并以硬度、颜色、光泽、状态来识别。此外还记载了矿床学的共生现象,如铁与文石,白金与铁,这比希腊乔非史蒂斯(公元前371-公元前286)的《石头记》要早200年,且较丰富。在地壳变化和地震学方面,《诗经》明言了“高岸为谷,深谷为陵”。《竹书纪年》记载了公元前1831年泰山的一次地震,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记载。至东汉张衡时,更发明了候风地动地动仪,可测地震方位及强度,为世界地震仪之始。

  在化学方面,炼丹术的起源可能也很早。因为《战国策》及《韩非子·说林上篇》已有方士向楚王献不死药的记载。另从《考工记》中,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合金成分的研究。

  生物学方面,《诗经》上记有植物名称100多种,动物名称200种。汉代缀辑而成的《尔雅》,则注释了《诗经》中草木虫鱼鸟兽之名。在《周礼·地官》中,把动物与植物正式分开,各为毛羽介鳞裸、皂膏核荚丛五类,可见先人的分析是颇精细的。

  在农学方面,《尚书·禹贡》列举了当时九州各类型的土壤及其主要农作物。《管子·地员篇》更是讲解土壤的一篇专文。《吕氏春秋》中的《上衣》、《任地》、《辨土》、《审时》四篇专讲农业,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农学论著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,西汉时已有《汜胜之农书》等九种农学著作。东汉时崔实的《四季月令》,也是现存较早的一部农学名著。

  在医药方面,《山海经》己明确提到130多种药,包括动物、植物和矿物,并提到简单的用法,如食、浴、佩带、涂抹等。所治疗的疾病包括30多种。以后医学逐渐经验化,与巫分家,并且还有了分科。如《周礼·天官》即分医官为食医、疾医、疡医、兽医,并提出一套医政制度。由《史记·扁鹊仓公列传》可知,战国时秦已设有太医令,后世也多从之。

  中国独特的针灸术起源也很早。针法的前身为砭石疗法,《说文解字》说:“砭,以石刺病也。”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,发现了不少的骨针、竹针。到了周代由于青铜技术的发达,更进步到了用金属针。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多种周代编写的医书,其中《足臂十一脉灸经》、《阴阳十一脉经》所载内容,说明春秋战国时针灸疗法己相当普遍,医疗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。此外,河北省满城县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随葬金针,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医简,都是其时医学发达的明证。正是在这些实践的基础上,产生了几部千古不朽的医学著作,如《黄帝内经》、《黄帝八十一难经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、《伤寒杂病论》。这些经典文献的诞生,标志着中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。

  其次,在卫生保健上,夏商以来对卫生就有了讲究,养成了洗脸洗手洗澡等习惯,如甲骨文中即有浴字,象人用水在盆里洗澡。另外甲骨文中还发现有洒扫和在室内除虫扫灰的资料(图为黄帝像)。

  体育运动方面,古人很早就知道跳舞可以舒筋壮骨。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更发展出体操和物理治疗,当时称为导引。《黄帝内经》中提到了导引、守神等下法,《素问·异法方宜论》中说:“中央者,其地平以湿……故其病多痿厥寒热,其治宜导引按跷。”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说:“恬淡虚无,真气从之,精神内守,病安从来。”又说:“呼吸精气,独立守神,肌肉若一。”这些都是指保健方面的方法。

  《庄子》中有彭祖“熊经鸟伸”法、坐忘、心斋、守一等内养功法,《淮南子》中提到的导引式有熊经、鸟伸、凫浴、猿攫、鸱视、虎顾六种。至东汉时,《政论》中把导引、行气和治理国家联系起来,强调平时的保养修持。

  荀悦《申鉴·俗嫌篇》中,谈到了气功治病和意守脐下的重要性,“若天导引蓄气,历藏内视,过则失中,可以治痰。”“邻脐二寸谓之关。关者,所以关藏呼吸之气,以禀授四气也。故长气者以关息,气短者其息稍升,其脉稍促,其神稍越,至于以肩息而气舒;其神稍专,至于以关息而气衍矣。故道者常致气于关,是谓要术。”己开始提到“气沉丹田”的问题。

  大思想家王充著《养性书》16篇,充分肯定了气功的科学价值,并且坚持炼功,“养气自守,适食则酒,闭明塞聪,爱精自保,适辅服药引导,庶翼性命可延”。(《论衡·自纪篇》)名医张仲景《金匮要略》说,“四肢才觉重滞,即导引吐纳、针灸膏摩,勿令九窍闭塞。”明确指出气功治病具有特殊的功效。

  外科专家华陀根据《吕氏春秋·季春纪》所说“流水不腐,户枢不蠹,动也,形气亦然”的理论,在前人导引术式的基础上,整编了一套“五禽戏”。并且“提出了导引强身的理论,”人体欲得劳动,但不当使极耳。动摇则谷气得消,血脉流通,病不得生,譬如户枢终不朽也。”(《后汉书·方技传》)

  出土文物也证明我国气功在秦汉时期已达到相当的水平。现存最早且完整地描述气法运炼的,要数战国初年制作的《行气玉佩铭》。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《西汉导引图》共有画象40余幅,其中有男有女,有老有少,且多数为下层普通人们,可见导引运动在秦汉时已普及到社会的下层。另有《却谷食气篇》,亦为先秦的珍贵气功文献。

  社会上已出现了一大批功夫高深的实践者。如战国时的王乔、赤松子、彭祖,汉代的张良、裴元仁、封君达,范幼冲、王真、皇化、葛越、越广信等,皆为显名于世的气功家。由于他们显现奇绝的技能和超人的功夫,而被世人神化。道教的成立。本身即包含着方士炼养家的成份,自然先秦两汉时的这些著名人物都被纳入道教的体系,成为道教气功养生史上的重要人物。

  以上所说,是道教气功养生学产生的历史背景。由于秦汉统治阶级的提倡,求仙长生的风气盛行,气功养生学说已广泛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阶层,从而出现了许多气功家和专门著作,这就构成了道教气功养生学形成的社会条件。诸子百家的蜂起,神仙学说的勃兴,黄老之道的铺张,科学技术的发展,成为道教气功养生学形成的条件。正是在这些历史背景下,孕育、产生、形成了道教气功养生学这种独特的气功养生体系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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